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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新

时间:2019-10-10 10:21来源:产品评测
2016年以来,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退出TPP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出现,“逆全球化”成为当前社会各界热议的高频词汇。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主要发

2016年以来,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退出TPP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出现,“逆全球化”成为当前社会各界热议的高频词汇。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兴起并主导政策制定,经济全球化作为二战后人类以开放谋发展的重要进程,正面临多重挑战,需要反思。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经济全球化从高速推进期进入调整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我们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我们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

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与再平衡

经济全球化从高速推进期进入调整期

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危机;服务贸易;投资;格局;市场国家;理念;共同体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使得既有全球化体系的运行不断受挫。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主要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内容提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呈现出速度放缓、内容变化、格局分化、规则重构的新特点。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

一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摩擦加剧。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地贸易的形式,实现了英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1.0版。二战后,在美国霸权下建立了政治、经济和金融等一体化的全球化2.0版。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显著放缓,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速度明显下降。跨境贸易与投资快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重要表现。1998—200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服务贸易出口和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0.9%、10.8%和11.9%。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分水岭,此后,跨境贸易和投资明显减速。2008—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下降到1.0%和3.2%。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25.4%的峰值后,2017年降到22%。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6.32%,近10年在波动中维持,2017年为6.65%。跨境直接投资规模2007年达到18938亿美元后出现收缩,2008—2017年年均增速为-0.4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经济全球化从高速推进期进入调整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我们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二是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WTO“多哈回合”谈判在曲折中停滞,区域贸易投资安排在艰难中前行。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前者由于美国的单方面退出而失去领导者,后者也受到主要成员国国内的反对,未有实质性进展。随着英国“脱欧”和欧洲右翼政治势力抬头,欧盟发展前景堪忧。

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与格局发生变化。从内容变化看,服务贸易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有所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增长速度都明显下降,但货物贸易增速下降幅度更大,服务贸易平均增速达到货物贸易平均增速的3.2倍。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相应上升,占比从2008年的19.9%上升到2017年的23.2%。从格局变化看,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明显上升。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生产价值链当中,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例,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直接投资流入额的比重从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发展到与发达国家接近,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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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贸易不平衡与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将新兴市场经济体纳入其全球价值链中,静态比较优势使后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但价值链的“微笑曲线”效应,使高端的发达经济体攫取超额收益,处于低端的经济体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两类经济体内部以及其他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因全球化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结构性现象。根据S—S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发达经济体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收入恶化。发展中经济体由于产生了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劳动者的收入比重也呈恶化趋势。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由理念、规则和机构组成的一套复杂的国际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从理念层面看,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贸易理念正受到所谓“公平贸易”理念的挑战。从规则层面看,新的经贸规则从以往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深度拓展。从治理平台看,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多哈回合谈判迟迟未果,但区域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平台,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多边组织的改革被提上日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主要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四是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贸易和GDP总量的占比下滑。2000—2015年,发达经济体货物贸易和GDP占比分别由72.96%和59.9%降至59.49%和44.94%。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发达经济体。其中,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达17.26%,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对全球化2.0版的治理体系产生了冲击。

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具有深刻复杂原因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速度明显下降。跨境贸易与投资快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重要表现。1998—200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服务贸易出口和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0.9%、10.8%和11.9%。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分水岭,此后,跨境贸易和投资明显减速。2008—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下降到1.0%和3.2%。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25.4%的峰值后,2017年降到22%。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6.32%,近10年在波动中维持,2017年为6.65%。跨境直接投资规模2007年达到18938亿美元后出现收缩,2008—2017年年均增速为-0.42%。

更加平等、开放、包容和共享的普惠发展

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与格局发生变化。从内容变化看,服务贸易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有所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增长速度都明显下降,但货物贸易增速下降幅度更大,服务贸易平均增速达到货物贸易平均增速的3.2倍。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相应上升,占比从2008年的19.9%上升到2017年的23.2%。从格局变化看,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明显上升。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生产价值链当中,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例,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直接投资流入额的比重从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发展到与发达国家接近,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

上述冲击使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以下新特征:根本动力转换,基本方式演进,核心载体新建,重要主体异位和表现形式变动。根本动力是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产生的基础,核心载体和表现形式为其提供重要保障,基本方式和重要主体则推动全球化向普惠和共赢方向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回顾历史,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打断了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济全球化才重新启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样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严重冲击,一些重要金融机构破产,大多数经济体增长速度下降,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并伴生失业增加、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企业利润下降等问题。很多国家出台了贸易救济措施甚至保护主义措施,直接影响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增长。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由理念、规则和机构组成的一套复杂的国际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从理念层面看,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贸易理念正受到所谓“公平贸易”理念的挑战。从规则层面看,新的经贸规则从以往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深度拓展。从治理平台看,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多哈回合谈判迟迟未果,但区域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平台,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多边组织的改革被提上日程。

第一,新产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是根本动力。其核心是工业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产业蓬勃发展。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在上述产业占有先发优势,可通过输出技术和产品提升本国经济动能;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面临产业同构下的比较优势竞争,可通过“蛙跳”型科技创新路径实现赶超。新产业革命通过提供新业态、新模式等,为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提供潜在增长点,两大类经济体基于动态比较优势,依托分工实现本国经济“帕累托改进”。

经济全球化的副作用积累。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前一个时期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积累的副作用在一些国家逼近了临界值。同时,一些国家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空洞化、金融风险跨国传导等问题被过度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矫枉过正的反应,这些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社会舆论分化,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上升。

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具有深刻复杂原因

第二,开放、包容和共享将成为发展的基本方式。这是2016年G20峰会 “杭州共识”的核心。开放旨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包容和共享的要义在于,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共享,消除贫困,实现公平的发展。

国际格局发生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使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然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近年来,虽然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而道远。

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新一代信息技术、运输方式是核心载体。以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以及横贯大陆的高速铁路,使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和物流快速传递,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连接方式。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

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回顾历史,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打断了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济全球化才重新启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样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严重冲击,一些重要金融机构破产,大多数经济体增长速度下降,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并伴生失业增加、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企业利润下降等问题。很多国家出台了贸易救济措施甚至保护主义措施,直接影响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增长。

第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主体。2016年,中国GDP总量达到74万亿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15%。同年印度经济增长7.4%,名义GDP接近2.2万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话语权也随之显著增强。2016年IMF决议提升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中国、印度和巴西分别提升至第三、八和十位,人民币成功加入SDR,成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

当前,要合作还是要对立,要开放还是要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要以邻为壑?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能否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关乎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关乎全世界繁荣稳定。我们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

经济全球化的副作用积累。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前一个时期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积累的副作用在一些国家逼近了临界值。同时,一些国家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空洞化、金融风险跨国传导等问题被过度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矫枉过正的反应,这些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社会舆论分化,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上升。

第五,更加自由开放的要素流动是主要表现形式。原有全球化下未充分实现比较优势,并过分依赖货物贸易的实现途径。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背景下,各国将更加依赖服务贸易的增长,更加依赖要素的自由流动。投资将超越贸易成为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高端人才、信息和技术等稀缺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将充分自由地流动。

登高望远,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势。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呈现出速度放缓、内容变化、格局分化、规则重构的新特点。我们既要看到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全球化调整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更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大势。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适应生产力在全球优化布局的内在要求,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要在准确判断经济全球化走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

国际格局发生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使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然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近年来,虽然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中做积极参与者和引领者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应与时俱进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充分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开放内容上做到贸易与投资并重、制造与服务并重、引资与引技引智并重,在开放对象上做到对发达经济体开放与对发展中经济体开放并重,在开放方式上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在开放布局上实现沿海、沿边、内陆地区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积极打造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快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扎实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产业链;加快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调整,推动开放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开放条件下的创新能力,尽快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形成国际竞争力;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切实改变服务领域“对外开放不足,对内管制过度”的局面;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增强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赋予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更大自主权,商签高质量区域合作协定,以开放促改革。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中国一方面需要提升自身开放水平,另一方面需要承担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大国责任。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调整,将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应从多个层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在双边层面上,要充分认识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合作竞争的长期性、全面性和复杂性,从和平发展大局出发处理好大国关系。在区域合作层面上,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等谈判进程,稳步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多边层面上,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将是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点领域,中国要积极参与改革,成为改革的核心成员。应加强相关研究工作,寻找各个成员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提出能够兼顾不同国家利益的改革方案。

当前,要合作还是要对立,要开放还是要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要以邻为壑?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能否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关乎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关乎全世界繁荣稳定。我们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

第一,深化本国贸易投资制度改革,推进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建设。首先,需实施内贸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形成贯通国内外的价值链和大市场,构建统一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其次,要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境外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再次,要建设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完善涉外商务领域法律体系,提升监管执法和诚信体系建设水平。

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各国发展的重要前提,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舍弃,更不能推倒重来。要坚定奉行多边主义,敦促各方切实遵守共同制定的国际规则,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参与斡旋解决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不论是科技创新、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还是网络、外空、极地等新疆域,在制定新规则时都要充分听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见,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诉求,确保他们的发展空间。

登高望远,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势。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呈现出速度放缓、内容变化、格局分化、规则重构的新特点。我们既要看到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全球化调整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更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大势。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适应生产力在全球优化布局的内在要求,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要在准确判断经济全球化走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

第二,依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改善当前体制机制。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的中国方案,是在现有贸易投资安排下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动态调整和战略优化。通过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完善全球贸易治理,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努力实现贸易便利化,迅速落实巴厘岛会议和内罗毕会议成果。针对当前国际金融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错配,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作用,完善IMF份额、投票权改革,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发言权。在世界银行框架下,加快进行发展援助改革,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更为全面的发展援助,实现“造血式”的内生性经济增长。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应与时俱进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充分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开放内容上做到贸易与投资并重、制造与服务并重、引资与引技引智并重,在开放对象上做到对发达经济体开放与对发展中经济体开放并重,在开放方式上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在开放布局上实现沿海、沿边、内陆地区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积极打造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快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扎实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产业链;加快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调整,推动开放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开放条件下的创新能力,尽快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形成国际竞争力;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切实改变服务领域“对外开放不足,对内管制过度”的局面;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增强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赋予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更大自主权,商签高质量区域合作协定,以开放促改革。

第三,针对全球价值链发展新特点,提供新的制度安排。要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实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切实践行一带一路总体定位。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中国—海合会等自贸区谈判,以及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第二阶段谈判,推进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区建设,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要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加快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全面提升对日、韩、俄和印等国的贸易投资水平。

作者简介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调整,将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应从多个层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在双边层面上,要充分认识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合作竞争的长期性、全面性和复杂性,从和平发展大局出发处理好大国关系。在区域合作层面上,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等谈判进程,稳步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多边层面上,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将是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点领域,中国要积极参与改革,成为改革的核心成员。应加强相关研究工作,寻找各个成员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提出能够兼顾不同国家利益的改革方案。

第四,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新的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一步推进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转变,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元化开发性融资格局的发展;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次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经合组织合作,强化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助力经济发展的功能;积极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深化中日韩及东盟“10+3”合作;推进泛北部湾、澜沧江—湄公河、东盟东部增长区等次区域合作;积极参与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等合作机制的建设。

姓名:隆国强 工作单位:

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各国发展的重要前提,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舍弃,更不能推倒重来。要坚定奉行多边主义,敦促各方切实遵守共同制定的国际规则,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参与斡旋解决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不论是科技创新、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还是网络、外空、极地等新疆域,在制定新规则时都要充分听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见,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诉求,确保他们的发展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生产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竞争力提升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隆国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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