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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思想对民间文艺的启示,雅俗并重研究出

时间:2019-11-02 14:48来源:产品评测
自19世纪末发现甲骨文以来,以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金石学、简帛学等纷纷发展为国际性显学,在学理层面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示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

自19世纪末发现甲骨文以来,以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金石学、简帛学等纷纷发展为国际性显学,在学理层面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示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宏大画卷。

潘鲁生:饶宗颐思想对民间文艺的启示

时间:2017年08月30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潘鲁生

  饶宗颐学术思想对民间文艺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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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先生是20世纪以来中华学术文化的一座高峰,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中印文化比较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令海内外学人瞩目的成就。其研究以目录学为纲、语言文字学为器,追根溯源、探幽阐微、广博会通,追索中华文明之源头、动因和内在精神,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精神全面系统的观照和阐释。由中国现当代百余年学术思潮观之,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学术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仅就民间文艺研究而言,其学术层面的文化自觉意识,中西、古今、文史哲艺会通的学术视野,文化史、精神史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饶宗颐先生的古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楚辞学、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宗教学、中印文化比较史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明源头及其嬗变的追索,体现了学人的文化自觉精神。

    深刻的文化自觉意识

  百余年来,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传统文化原本“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浑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不断遭遇认同和改造问题。如何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明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真正使历史和传统成为文化延续下去的根与种子,形成深刻的文化自觉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饶宗颐先生的古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楚辞学、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宗教学、中印文化比较史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明源头及其嬗变的追索,体现了学人的文化自觉精神。在艺术史研究中,饶宗颐先生回应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艺术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总结中国考古学成果,以地下出土文物、出土文献、域外记载及甲骨文四重证据立论,将中国的原始绘画艺术追溯到石器时代,并通过对上古时期代表性的器物图案形式、技法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为后世的艺术形式、技巧、风格寻根。由此不仅形成了对中国艺术史源头的追溯,而且对中国早期艺术风格作了初步总结。研究者就此指出,“上古艺术史作为‘无名艺术史’,饶宗颐对其的追溯,揭示了中国绘画在其起源时期的一些基本面貌。风格探讨是饶宗颐上古艺术史研究的重点,但是这种风格探究,又是在不同文化地域以及相似文化区域内部进行文化比较的大视野背景下展开的,因此,风格追求的背后,饶宗颐实际是在考索一条民族艺术文化精神衍化的轨迹。”饶宗颐先生在研究中追本溯源,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发掘民族文化秉性,守护民族文化记忆,体现了深刻的文化自觉意识和使命精神。

  正如费孝通先生曾阐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当前,民间文艺研究与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文化自觉,在学术层面上追溯民间文艺的源流关系,研究内在的发展规律和演进动因,追寻族群永恒的“心灵图式”,实现共有的文化传承。这也需要建立更加宽广、深邃的学术视野。

    饶宗颐先生立足民族文化传统,以宏阔的学术视野观察和阐释,不仅充分运用各类古文献包括画史资料考证、还原中国古典艺术史原貌,而且汇集当代新思维、新方法,厘清中国艺术史研究命题,形成了融通古今的学术视野和方法。

澳门新天地3559网址,    包容古今、会通中西的学术视野

  近现代以来,社会文化转型,我国学术研究不同程度上存在中西对立、古今隔阂的思考模式。在艺术研究领域,从学科建制到具体的方法论,多以西方学术体系作为参照,或借鉴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阐释中国艺术的发展过程,从自身历史语境出发做出系统的学术阐释极为必要。

  在艺术史研究领域,相对于强调中国古典艺术向现代转换与流变之“断裂”的观念,饶宗颐先生立足民族文化传统,以宏阔的学术视野观察和阐释,不仅充分运用各类古文献包括画史资料考证、还原中国古典艺术史原貌,而且汇集当代新思维、新方法,厘清中国艺术史研究命题,形成了融通古今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在会通中西的意义上,饶宗颐先生的艺术史研究从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语境出发进行阐释,“在一种文化自我生成、嬗变的过程中阐释和理解艺术”,并以客观的学术态度考察文化的生成之初或嬗变过程中出现的异质文化影响,包括“在上古艺术史研究中,对于中、西亚文化影响下的艺术题材、风格的比较,在中古艺术史研究中,对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给予中国文艺的影响的考察,等等,都体现了这种学术旨趣与追求”,不同于单纯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艺术理论来规范和阐释中国传统艺术史的研究范式,而是建立了学贯中西的研究视野。此外,饶宗颐先生的研究中体现了文史哲艺的学科贯通,自述“念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仅艺术史研究即“综合运用考古学、神话学、民族学、楚辞学、比较文化学的新观点、新材料和研究方法,结合中外古籍和文化史演进,解决彼时绘画的题材、意义与功能,惟其如此他的研究比一般的专业美术史学者更能以大观小,触类旁通”。李学勤先生在《世纪之交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在世纪交替之际,总结过去、启示未来,本是学术史发展的一条规律……20世纪的考古发现所引起的学术意义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去讨论。第一,考古发现改变了传统研究方法与学术观念……第二,考古学改变了有关中华古文明狭隘认识……第三,大量简帛佚辑的出现,证明中国学术史必须重写……由改写文明史、学术史到走出疑古时代……有字、没字的考古材料与书面文献综合研究,便成了饶宗颐先生所说的‘三重证据’。……因此,多学科相结合、从多角度入手,有利于揭示历史的本相。”

  民间文艺具有本然的生活属性,植根社会土壤,包含地区与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生活观念、知识技艺和乡土情感,而且从历史生成和发展演化的过程看具有本元文化特质。对民间文艺的研究需要会通的学术视野,把握其本元属性、历史遗存和流变,在自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阐释其发生发展过程,全面分析其影响因素和发挥的作用,以学科融通的视野把握所关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内涵,历史、客观、全面地建构中国民间文艺的学术体系。由此也需要以文化史、精神史的方法展开研究。

    饶宗颐先生主张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以文化还原为特征的考证旨趣,具有文化史的比较眼光,在艺术研究中注重史料的纵深拓展。

    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饶宗颐先生主张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以文化还原为特征的考证旨趣,具有文化史的比较眼光,在艺术研究中注重史料的纵深拓展。饶宗颐先生曾言,“我们要避免使用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堆砌主观架构,来强行套入,做出未能惬心餍理的解说,这是懒惰学究的陈腐方法。我们亦要避免使用旧的口号,像‘大胆假设’之类,先入为主地去做一些‘无的放矢’的揣测工夫,这是一种浪费。总而言之,我们要实事求是,认真去认识历史”,并指出,“我一向喜欢用哲学的心态,深入考索,而从上向下来看问题。所谓‘问题点’基本是给周遭的因缘网交织围绕着,必须像剥茧一般逐层加以解开,蕴藏在里面的核心才有呈现的机会”。因此饶宗颐先生广涉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及金石学、书画等诸多学科门类,而成有机的学术整体,具有强烈的历史整一性、连续性,贯穿着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探求。

  正如饶宗颐在上古绘画艺术起源的研究中,重点对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器物图案形式、技法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把握器物图案的形式特征和对后世形式风格的影响。参照此前考古学家李济提出的古器物学研究主张,可进一步看到文化史研究方法对于民间工艺研究等的重要启示。李济提出,“器物的类型就好像生物的族群或种类一样,有它的生命史……就器物的全部来说,最方便的起点是以形制为主体研究的对象,而文饰、用途以及其他的方面都附属在这一主体上”。“这种由文字向实物形制及其他方面的转向的研究理路改变了把古器物当作‘证经补史’的材料的金石学研究范式,避免‘古器物’化为‘古玩’,‘题跋’代替‘考订’,‘欣赏’掩蔽‘了解’”。这种文化史、精神史意义上对器物、工艺的深入研究,对我们当前进一步研究和梳理中国民间工艺造物文化启发在于,展开严谨全面的文化史研究,并深刻发掘内在精神,进一步寻找和阐释我们民间文艺演进发展的文化历程和精神动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饶宗颐先生作为学术大家,秉持中华优秀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博通古今,融贯中西,以深刻的文化自觉、会通的学术视野、对中华文化精神的不懈追寻,在文史哲艺等广博的领域形成了卓越的建树,为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弘扬传统、开阔视野、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学术风范,对后学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饶宗颐先生重视民间文化研究,从治乡帮文献开始,就从地方历史文化出发做深入的学术研究,甚至延展成学术系统,他所倡导的“潮州学”研究不仅涵盖其论著所涉及的各研究领域,还包括民间信仰、民俗、戏剧、音乐、民间文学、方言以及潮人内地移民史、潮州商人的海外拓殖、潮瓷的出产及外销、潮州之南明史等,从而实现“地方史乃国史之一部分,潮州学实也为国学之一部分”。饶宗颐先生对民间信仰有深入研究,在《谈古代神明的性别——东母西母说》《论道教创世纪及其与纬书之关系》《巫步、巫医、胡巫与“巫教”问题》等论文中,通过出土文物、中西文化比较以及文献考证等论述了我国古代民间信仰的一系列基本范畴、现象和思想渊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发人深思。在相关历史文化研究中,饶宗颐先生也就民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据和论证,如在甲骨骨版研究中,对镌刻着以弓矢射糜于京室图,分析指出“可以窥见古时田猎献禽的遗俗”。民间文艺是中华文化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组成部分,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溯本求源,以古今、中西以及多学科融会贯通的视野全面认识,以文化史、精神史的方法深入探究,高扬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弘扬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研究学术方法,坚定文化自信,践行学术使命,有助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作者简介:孙庆伟,江西上饶人,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主要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多次参加山西晋侯墓地、陕西周原和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出版《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追迹三代》《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周代用玉制度研究》等专着。 考古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延伸,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五四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和对科学上古史的追求,催生了以田野工作为核心的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但当时国家衰败,文化凋零,考古学发展举步维艰。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考古学才真正迎来了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概言之,7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大发展阶段。 一、建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构建文化谱系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甲骨文所载的商代晚期,距今不过3300年左右,而有明确纪年的历史更是晚至西周王朝的共和元年。文字记载之前的漫长“空白”,就需要用考古学的方法来填补。 建国伊始,考古学面临巨大困难,尤其是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真正受过考古学专业训练的不过十几人,与日益急迫的国家考古工作需求极不相称。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鉴于当时的情形,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三方合作于1952-1955年在北大连续举办了4期考古人员训练班,每期4个月,迅速培养出三百多名考古人员,几乎遍布全国各个省市,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新中国考古第一批业务骨干,为新中国考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于1952年在历史系开设了新中国高校中的第一个考古专业,我国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由此走上了正轨。 虽然新中国考古事业底子薄、条件差,但中国考古人高涨的工作热情支撑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掌门人、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在回顾新中国考古工作时就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扎根田野是中国考古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两大基石。 中国是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全国各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大量的考古资料被发掘出来,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我国古代历史的认识。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这些出土材料的整理,解码“无字天书”,辨识出一个又一个的考古学文化,迅速而有效地填补了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空白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综合大量考古材料,提出了我国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指出我国史前时期可以分为六大文化区,分别是: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苏秉琦指出,上述六个大区又可概括成面向内陆的两大部分,每一文化区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区域类型。 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是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一次成果总结和理论升华,标志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诞生。按照苏秉琦的理解,所谓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提出,标志着考古学这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学科,经过中国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中国化”。 一般认为,考古学“中国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 第二是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考古学“中国学派”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面旗帜,在此大旗的指引下,中国考古学进入到古史重建阶段。 二、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重建中国古史 晚清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史学家提倡“史学革命”。一方面,他们不满足于全盘接受史籍记载而落入“泥古”的泥淖,但与此同时,因为长期浸润于传统史学,对旧有的古史体系又难以割舍。考古学的输入,让梁启超等人看到了重建古史的希望,当他发现“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时,不仅憧憬效仿西人,希望有朝一日国人也能够借助考古手段“以考中国有史以前古史”。 梁启超的愿望要在数十年之后方才实现。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在提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同时,也对考古学的学科使命和历史任务进行了深入思考。苏秉琦认为,建立新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目的就是要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它为骨干来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 苏秉琦对古史重建的呼吁,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出土资料,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年代框架也基本建立。但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遗址、遗迹和遗物,这些古代物质遗存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在性质上它们只是历史的素材,而不是历史本身,依靠考古文化序列编排出的年表也不等于历史。换句话说,历史不是考古资料的罗列堆砌,历史撰述也不是考古发掘报告的简单汇总。 在重建古史的大业中,上古史的重建工作尤为紧迫。面对这一重大学科使命,苏秉琦再一次带领中国考古学者创造了辉煌,亲自主持编写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远古时代”卷。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用考古材料书写的古史,文化谱系、手工业、农业、建筑形态、居住方式、埋葬习俗以及意识形态,都源自第一手的出土资料和考古学者的认知。 苏秉琦指出,重建中国史前史并非是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的简单对应,而是要阐述中国史前社会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探讨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这两个与远古历史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苏秉琦将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概括为发展阶段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类型。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所着的史前史,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国续篇,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理论突破。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建中国古史的大潮中,考古学者尤其关注中国史前文明的架构与格局,提出了多种创见。如苏秉琦的史前文明“满天星斗”说,一方面呼吁打破中原中心、汉族中心和王朝中心等“中心论”,走出“大一统”的历史怪圈;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中原地区的“熔炉”作用,强调以华山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脱颖而出,标志着华族的诞生,“华”是尊称,以区别于其他族群,是高人一等的具体表现,华山玫瑰-陶寺磬鼓-夏商周及晋文公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文化总根系的直根系。几乎在同一时期,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根据他对考古材料的理解,也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堪称是英雄所见略同。稍后,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严文明提出了中国史前文明“重瓣花朵式的向心格局”的新见解,强调中原为花心,华夏族为主体政治,其外围分布着两层文化圈,外圈对内圈存在依存作用,也就是文化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中华文化连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重要原因。 在此基础上,世纪之交时,国家先后启动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前者首开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模式,整合力量,精准聚焦三代年代学,取得了重大学术进展和良好社会影响力。后者则以重大考古发掘为主导,充分调动多学科手段,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在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经何种途径而起源,迄今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华文明内涵的认识,是对中华文明史的崭新重建。 三、新时代的考古学:阐释中华文明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需求。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和变革,都与时代进步息息相关,五四运动将考古学引进了中国,改革开放推动考古学投身古史重建,为中华复兴而贡献学科力量。当今的中国已经步入新时代,中国考古学也必将进入文明阐释的新阶段。 把握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首先需要准确把握考古学的学科特点。与传统史学相比,考古学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主要依靠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研究历史;二是获取和研究史料的手段主要是自然科学方法。这就决定了考古学是一门技术驱动型的人文学科,人文为体,科学为用,是最典型的文理交叉学科。这就要求考古学的发展必须紧跟技术变革的步伐,必须不断更新技术手段,丰富研究材料,拓展研究领域。 把握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更需要准确把握考古学的时代命题和时代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五千多年的深厚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水源头和文化沃土,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深厚滋养,开展文明阐释研究是时代赋予考古学科的新命题。新时代,新要求,新命题,未来中国考古学研究必须紧紧围绕“三个讲清楚”来展开,即:讲清楚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道路;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独特贡献;讲清楚中华文明优秀基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中的当代价值。只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基因,正确诠释中华文明价值,才可以真正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才可以真正“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针对上述目标,中国考古学要进一步凝聚话题,聚焦主业,围绕学科发展和国家需求提炼出若干重大学术课题和重大学科建设任务,集中力量,形成突破,加快建设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要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抓手,进一步深化中华文明形成和国家演进研究,深入阐述中华文明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独特的发展道路及其当代意义;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设“中华文明文物基因库”,以体系化的文物资源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现代科技特别是大数据技术为手段,建设新时代的国家文明基因工程和文明展示中心。要大力加强境外考古工作,特别是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考古合作,积极开展文明互鉴和文明交流研究,为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贡献学科力量和学科智慧;要大力提倡重大学术问题和新技术新方法的深度融合,创新体制机制,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组建高水平科研团队,力争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国际重大学术前沿领域取得突破和领先地位;要加强规划和分工协作,组织编写高质量的中国考古学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系列论着和中华文明系列普及读物,三位一体全力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要把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作为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前瞻性地做好人才队伍布局,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具有专业方向突出、国际视野宽广的外国考古人才,培养专业背景多元、学科交叉能力突出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培养专业基础扎实、行政能力突出的文化遗产国际管理人员。 所谓“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考古学是一门识大体、明大道、有关怀的宏大学问。考古学的发展不能脱离时代需求,考古学的意义正在于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新中国考古70年,从谱系构建到古史重建再到文明阐释,是互为关联、不可割裂的三个阶段,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时代进步的必然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考古以鉴今,适逢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伟大时代,诠释古老文明,创新传统价值,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必将迎来学科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 专家推荐意见:经过70年的开拓发展,中国考古学不断壮大,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遍布全国的考古发现,日益建构起中华大地各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文化谱系和年代框架,考古学差不多以一己之力重写了中国史前史和中国上古史,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进入新时代,考古学仍将为古史重建,探索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道路等重大学术问题,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何谓雅俗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出版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纪实

来源:《光明日报》2017-08-13 杜羽 罗容海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数千年来,中华典籍文献世代相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据《春秋左传》记载,在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家庙的鼎上,铸刻着这样一段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这段古朴的文辞进行了通俗生动的解读,并借此告诫广大干部: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自此,这段原本沉睡于故纸堆中的铭文重焕新生,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流传。不久前出版的《习近平讲故事》就将这个故事收录其中。

像讲述正考父的故事这样,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各类文章、讲话中引经据典,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准、详尽、系统的阐释,而且率先垂范,不断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出版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辟论述,潜心钻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关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切磋琢磨,发愤著述,通过展览展示、整理出版、典籍数字化等各种方式,梳理传统文化典籍,阐发中华文化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不断增强。

“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山东大学校园西北隅,在一栋老式办公楼里有一间普通办公室,被学生们称为“校经处”。从2012年开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杜泽逊和他的学生一直在这里进行着汇校《十三经注疏》的工作。

“十三经”指的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这十三部儒家经典,而《十三经注疏》则又加入了历代学者对这些经典的笺释、疏解、注音等内容。这部总量达万余页的大书,版本复杂,各版本间的文字千差万别,况且不少内容佶屈聱牙,生僻难懂,始终没有一种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当代整理本。学者们最常使用的,只能是近200年前清代嘉庆年间刊刻的版本。《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完成将为通行整理本的出版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如今,社会文化的大环境日新月异,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的小环境也可谓前所未有: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及续编工程影印出版各类古籍善本1300多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全部敦煌写本实现数字化回归,“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1.7万部善本古籍的影像,各省级公共图书馆同样在陆续发布珍贵古籍数字资源……面对众多过去难得一见的唐前写本、宋刻元椠,当代古籍整理迈越前贤,远景可期。

有了充足的文献准备,越来越多的学者下苦功夫、啃硬骨头,不断推出代表当代学术水准、体现时代特点的古籍整理作品。

对“诗圣”杜甫作品的整理,在清代一度达到鼎盛。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等名著的出现,使得此后200余年,再也没有学者对杜甫作品进行全面整理。2014年,洋洋近700万言的集体项目《杜甫全集校注》和清华大学教授谢思炜独撰的《杜甫集校注》接踵而至,或文献丰备、注释周详,或博采约取、自出机杼,都展现了当代古籍整理的新貌。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整理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不仅确立了现代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而且成为文史学者必备的基本文献。几十年之后,随着学术的发展和读者使用需求的变化,原点校本的种种缺憾逐渐显露。从2013年开始,点校本《史记》《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魏书》的修订本先后问世,一套“新定本”呼之欲出。

五年来,凤凰出版社的《文选旧注辑存》、中华书局的《酉阳杂俎校笺》等一部部集大成式的传世文献整理作品陆续出版;中华书局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西书局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出土文献整理走向学术前沿,“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海外古籍总目》等海外中文古籍回归项目在世界各地有序展开;地方文献整理突飞猛进,计划出版1000册的《新疆文库》汇集了新疆各民族经典力作、珍贵史籍,有500册规模的《浙江文丛》广泛发掘浙江历史

人物……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个立体、多元、多层级的中华典籍文献体系雏形初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深厚的典籍文献积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牢固基础。

“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令人耳目一新。这一年的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他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著名哲学史家牟钟鉴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讲清楚”之后,他和好友张岂之、余敦康、张立文、王志民在一起学习讨论时的那份欣慰。他对四位同道说:“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讲清楚’是空前的,有新的高度,有更深的层次,特别是‘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重要的智慧要在中华文化中寻找。我们不仅不应自卑,而且还要感到自豪。”

犹如风势之起,枢机之发,“四个讲清楚”提出之后,围绕如何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特性、本质、意蕴、优势,学术界迎来了持续不断的中华文化研究热潮。

2014年,经学史家、湖南大学教授姜广辉出版《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就中华元典的价值和意义展开深入讨论。2015年,哲学史家、清华大学教授陈来出版《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这是国内首部系统讨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专著,以学术著作成为畅销书,在中国出版集团评出的“中版好书2015年度榜”中排名榜首。2016年至今,楼宇烈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牟钟鉴的《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张岂之的《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先后问世,几位耄耋老人,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多年思考向大众作了一次漂亮的“讲清楚”。楼宇烈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高声呼吁:“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化成’”“传统就是我们的原创”“调整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例,充分认识人文文化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意义”。

典籍文献的全面整理出版,推动着经史子集等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经学摆脱过去的保守成见,成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儒藏》精华编中经学占据大部,此外《公羊学发展史》《周易今古文考证》《中国经学研究的新视野》等一批优秀著作相继问世,新经学研究方兴未艾。史学研究渐成显学成果纷呈,除了传统史学研究外,随着以清华简、马王堆、海昏侯墓为代表的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相关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领衔编写的五卷本的《中国通史》和一百集的同名纪录片交相辉映,实现了历史学术研究和当代传播方式的完美结合。诸子学研究的繁荣从《子藏》编撰的高速推进中可见一斑。继2014年推出第二批以后,《子藏》今年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第三批200多册,预计全部编成将达1300多册,超过《四库全书》的总量,此外《老子集成》《庄子学史》等成果也堪称重磅。而在集部研究中,《中国散文通史》《中国诗歌通史》等皇皇巨著与《王安石全集》《杜甫全集校注》精品等相伴而来。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法论的鼓舞,传统学派流派传承创新,老树新枝,生机勃发。牟钟鉴《新仁学构想》、陈来《仁学本体论》树起了仁学的大旗;束景南的《阳明佚文辑考编年》、耿宁的《人生第一等事》夯实了“阳明学”复兴的基础。此外,新理学、新心学、新实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等儒学分支也异常活跃。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关于“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的指示,更是给梵文、甲骨学、简帛学、因明学、西夏文、八思巴字、纳西东巴文等传统冷门学术传承带来了无限希望。

中国学人的傲人成绩赢得了世界尊重。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大学成功召开;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是对中国学术贡献的高度肯定。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待,正在学术界同人的智慧和汗水中一一实现。

“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2014年9月,位于北京海淀的国家典籍博物馆首度揭开面纱。从殷商甲骨到敦煌遗书,从宋元善本到明清舆图,一幅绵延3000多年的中华典籍画卷徐徐展开:百家争鸣言犹在耳,丝路驼铃仍存余响,唐诗宋词浅吟低唱,近代志士仁人奋起怒吼……徜徉在这座全国首家典籍博物馆,人们重拾民族的历史记忆,怡养性情,砥砺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典籍文献记载着中华民族过往的辉煌,铭刻着先民的创造,延续着民族精神的血脉,不仅要庋藏在庙堂之上、书库之中,更要让它们走近每个普通人,使其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融入人们的精神基因,转化为日用而不觉的思想自觉和行为习惯。

2013年,“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陆续出版。在这套丛书中,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跃进等学者用通俗的文字讲述中华典籍历经聚散离合的辉煌与灾厄、欢欣与痛楚,让人们了解典籍、亲近典籍,领略典籍之美,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2016年4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领衔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启动编纂。这套丛书从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典籍中精选《诗经》《论语》《史记》等100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书目,深入浅出地进行解读,熔古铸今,激活经典。

传统文化中的德治资源正在被转化激活。2015年8月,知名学者李存山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为纲,编写出版《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书用朗朗上口的“三字经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做了精妙的表达。2017年2月,由中国方正出版社策划的《中华传统八德诠解丛书》出版,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担纲主编,丛书历时三年,九易其稿,不仅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作了源流梳理,还通过讲故事体现了时代内涵。

在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指示的直接推动下,家风、家教、家规研究和普及蔚为大观。2016年1月,大象出版社推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梓主编的十册“名人家风”丛书,系统梳理曾国藩、颜之推、秦观、张英、严复、钱基博等历史名人的治家理念、家规家训,并进行时代解读。2017年3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组织专家编写的《中国家规》出版,全书选取50篇家规,二月河、冯骥才、王立群、唐浩明、卜宪群等知名学者逐篇作了精彩点评。

近五年来,在学术界、出版界的共同推动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思想文化资源为切入点,越来越多的文化经典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1400年前的《隋书·经籍志》曾这样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1400年之后的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引领重振之下,中华典籍的独特魅力愈加突显,而我们保护经典、传承经典、弘扬经典的能力愈加强大。

编辑:华山

出土文献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真实性,在补经证史、探本溯源、辨章学术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对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解析中华文化的精神与特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历代学人遵循学术道统,对出土文献进行孜孜不倦的学术探求,并经过两千余年的积淀、传承与创新,取得蔚为壮观的学术成就。这一学术活动即出土文献的“雅”研究,换言之,即从学术到学术的研究道路,滚动式、递进式地推动学术研究的进程。

出土文献“雅”研究是阐释、传承、创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是学术繁荣的必然之路。如果说对出土文献进行的专业性“雅”研究属于学人对传统的一种“学术自觉”,那么,学院派研究者同时须将从“学术自觉”走向“文化自觉”作为研究追求的另一目标。具体而言,就是把传世文献研究的内容、精义转换为一种普及型成果,将“阳春白雪”式的研究成果转换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通俗型成果,“交付”给其他领域的社会大众自觉、准确、熟练地把握与运用,从而实现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理解、应用、传播的“整体推进”。唯有如此,出土文献研究的“学术自觉”才能真正全面发挥它助推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的价值。这一“交付”过程,就是出土文献的“俗”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俗”指的并不是以哗众取宠为目的的“庸俗”、“低俗”或“媚俗”,而是以服务公众现实需要为旨趣的“通俗”。

满足大众需求

加大出土文献“俗”研究力度,通过全面汲取出土文献学术营养丰富中华传统文化,这不仅是社会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也是出土文献研究者应该自我担当的社会职责。

出土文献的“俗”研究,是满足社会大众分享学术研究等文化成果的现实需要。出土文献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与溯源意义重大,但出土文献研究中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学术研究与大众需求一定程度上存在相悖的现象,社会大众对出土文献具有强烈的探究与了解欲望,如对内化传统文化内核并承载传统文化思想的中国文字,尤其是隶书以前的陶文、甲骨文、金文、竹书文字等古文字;对出土文献新补充的儒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等等。出土文献“雅”研究提供给社会大众的是一种雾里看花、可望而不可及的成果,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出土文献研究由“雅”到“俗”的“交付”过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极大地制约了社会大众对出土文献的文化渴求,从源头上限制了对传统文化了解与复兴的诉求。

从高深的学术殿堂走进百姓日常生活,这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加大出土文献“俗”研究力度是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客观要求。

编辑:产品评测 本文来源:饶宗颐思想对民间文艺的启示,雅俗并重研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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