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新豪天地登录网址 > 科学研究 > 正文

反共文人,忆与沈善炯院士交往的几件事

时间:2019-10-02 08:27来源:科学研究
忆与沈善炯院士交往的几件事 上次的讲课,正值一个有趣的小游戏流行,问的是你是戒严时代的谁。提起台湾的戒严时代,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大陆的文革,以及之前的那些政治运动

忆与沈善炯院士交往的几件事

上次的讲课,正值一个有趣的小游戏流行,问的是你是戒严时代的谁。提起台湾的戒严时代,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大陆的文革,以及之前的那些政治运动。不禁问自己,如果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会是哪时的谁?或者说,我希望成为那时的谁?

这个标题不是来自我的臆造,而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称谓。本文的反共文人特指是沈从文先生。来源如下:

进入专题: 胡适  

【在谈话时,沈先生有时会像孩子一般爽朗地仰头大笑,但是通过多次接触,我感觉到沈先生是寂寞的,有时甚至是忧郁,是担忧。】

如果要从历史留名的人物中找,那虽然近代以来,中国名士辈出,但自己才疏学浅,只知道有限的那几个,对他们的生平也只有零零碎碎的了解。想了片刻,试探性地给了自己一个答案——也许是沈从文吧。

文革时,沈从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他被派去打扫博文馆女厕,家三番五次被抄,屋子被占,藏书尽失,儿女四散。挨批斗时,有人把写着“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贴在他背上。批斗结束后,他把纸条揭下来一看,“在我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

孟凡茂  

新豪天地登录网址,2009年岁末,蒙熊卫民先生惠赠他的口述科学史新作《沈善炯自述》,从中熟悉了沈先生的生平:少年求学及初登科学殿堂、负笈海外、归国早期的科研经历、在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长夜过后重返科研之路。我对沈先生艰难的治学经历和在“文革”中的苦难遭遇感触颇深,有不吐不快的感觉,遂援笔为文《鲜花、荆冠与舞者》,刊于《科学时报》。

当然,沈先生的才气和成就,是我远远比不了的,应该说,完全没有可比性。而就出身而论,沈先生与我也大不相同,我想这也是无法选择的。我想说的,是沈先生在那个时代中的选择。沈先生出身于乡村,而他的文字,也与老式的中国有割不断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人人都要求新,要求“进步”,要求政治上的立意。这与沈先生很有些格格不入。沈先生也作过一些“跟上时代”的尝试,但也许是有些槛过不去,终究没能成功。沈先生的有些同行却“适应”得不错,很快跟上了时代的脚步,却也与沈先生起了分歧。在那个时代,能容得下多少不同的声音?沈先生遭到同行的抨击,社会的批判,很快被孤立起来。他的同行纷纷用笔讴歌新社会,赞颂领袖赞颂党,沈先生却无法写出这样的东西,却也不作反抗,只是放下了笔,研究起民族服装来。在文革中,沈先生被派到了图书馆,扫女厕所,他只是忍了下来,平日里只是做做研究,就这样度过了文革。

在我个人的阅读经历中,胡适先生和沈从文先生是我的喜好,胡适先生是大家,研究他的著述汗牛充栋。沈从文先生相对寂寞一些,可是这个人偏偏是绕不过去的。对于这些大匠,从我辈来讲,也只能“高山仰止,景行景止”。

新豪天地登录网址 1

文章刊出后不久,卫民在电话中提及沈先生很兴奋地和他联系,说是看到了一篇对书的评论文章,写得非常好,问他认不认识我。作为末学后辈,一直对沈先生怀有仰慕之忱,再加上对书中一些问题无从索解,遂在卫民的建议下拜访了沈先生。

也许你说,那个时代是偏激的,是颠倒黑白的,正直的人应该站出来,向这个时代抗争,那样才是英雄,就像傅雷那样,不惜一死。我想,我不是那样的人。沈先生也不是。他曾经是,他抗争过,与同行争论过,他在49年就尝试过自杀,却被救了回来,送到了精神病院。他的儿子说:“(那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沈先生是什么样的思想问题?他这么写:“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了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沈先生是通透的,但当时也是迷的,自杀未遂,大病过后,他也许是想通了,之后的文革再遭侮辱,他也受了下来,卑微地活过了文革,却仍守住了底线。

读沈先生的书,时间需要停留在1949年之前,中间将近四十年是一片空白,到了1980年代之后,我们只能看到《中国历代服饰研究》这部考古论据的著述了。对此套用现在流行的分析,结论是沈先生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做了跨界旅行。

  

沈先生时年93岁,满头华发,在四月下旬的春日里依然穿着家居旧棉衣和棉鞋,已经不敏于行,走路时两只脚几乎拖在地面上,慢慢地挪动。他的目光平静温和,甚至有些忧郁,墙上所悬挂照片中那种威严、锐利、自信的眼神已不复存在,看起来已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普通老人了。先生非常谦和,反复感谢我撰写书评,说是说出了他心里想说而又表达不出来的话,愿意把我当作一个忘年的小朋友,欢迎我随时来看他。此后不久,卫民约我参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对沈先生的采集项目,于是我和沈先生有了更多接触,其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所经历的那些,无法与沈从文先生的苦难相比,也不如沈先生割腕自尽那样决绝。如果我在那样的时代,我一定会害怕,会颤栗,会犹豫,会动摇,所以我希望像沈先生那样,有与世事保持距离的谨慎,跟不上时代的迟钝,守住底线的勇气,不伤害别人的善良、以及生存下去的卑微。当然,我还想比沈先生多一点,能够再提起笔的坚持和希望,就像木心那样,经历灾祸,远走异国,仍放不下写作。当然,这又是另一位先辈老师了。

对于家乡的文章,沈先生笔下的沅山沅水,沉静中有激荡,汉子就是汉字,盗匪像足盗匪,湘女极具湘味,在河流的两岸,在河流的奔涌中一路活下来。

   欧阳健先生的《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点击查看)中谈胡适靠一张博士文凭当上了北大教授,有违史实。

在第一次见面时,沈先生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是什么科学家,我的一生一事无成。”后来在做访谈时他又反复提及:你们还是不要访谈我,我不是什么科学家,我有自知之明。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还伴着深深的叹息。我仔细观察,觉得这不是沈先生在谦逊,而是他的真实想法。有一次,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向他问道:“沈先生,您一生成就斐然,为什么总说自己一事无成呢?”然而,先生的表现让我觉得问得孟浪了。

我更在意的是沈先生的文字,如果中间四十年不做跨界的旅行,相比沈先生的文风与海明威的文风不相伯仲。看到过一幅沈先生晚年照片,面目慈祥,很难想象如此安详之人的笔锋在年轻时是何等的激烈。也可以这样说:一路奔流的涌浪到此已经渐次平缓,而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战士的热情。

  

当时沈先生胸口剧烈起伏,情绪异常激动,断断续续地说了这样的话:“你们把我看得太高了,我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是什么科学家……我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因为我的高中等于没有念……我的老师哈洛威士就尽量给我帮助,对我特别好,他希望我回去能为中国做点事情,他经常对我说,沈,你要注意啊,中国需要你。后来他知道了‘文革’中我的遭遇,非常惊奇,说你蛮好的到美国来念书的人,怎么被人家这么迫害,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希望你的事情能够记在中国的历史上。到了2005年,我的老师去世,加州理工的很多老师都认为我会去送别老师,但是当时我夫人病重,我就没办法去。我一生真是运气啊,老师对我真是很好很好……当时我本来可以做更多工作,但是受到太多的干扰。”说到这里,沈先生的眼睛里已满含泪水,这是一个93岁老人情动于衷流下的泪水。

终老林泉下,马革裹尸还。未必是边塞的悲歌,也许就是一个历经世间变幻的人循着旧路而归的安静。

  

2011年的春天,我去拜访沈先生,先生提起了与胡适先生的三次见面:

反动知识权威,反共文人,臭老九,走资派,丧心病狂的阶级敌人,文学大师,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考古学专家。

历史上常发生机缘巧合之事,胡适应聘北京大学教授应属于此类。1916年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学位的胡适思考明年回国后的工作问题,写信托友人汪孟邹谋职。9月1日在法国的前教育总长蔡元培接到现任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邀请他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11月回国,12月接受总统命令任北大校长。与此同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于11月末一同到北京办事。蔡元培力邀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汪孟邹托陈独秀在北大为胡适谋职。经文科学长陈独秀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胡适到北大任教。从1916年9月到1917年1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三个卯字号人物(蔡元培(丁卯)陈独秀(己卯)胡适(辛卯))偶然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要为改造北京大学干一番事业。蔡元培的决定,不管是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还是聘胡适任文科教授,以及聘鲁迅任文科讲师,都与那张“羊皮之纸”的文凭毫无关系。

在1947年,他在北京大学任助教时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入学通知,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忙于南迁,出国留学的事情无人负责,因此迟迟无法办理出国手续,沈善炯为此焦虑不已,于是他在一位教授的建议下求助校长胡适先生。胡适先生看了入学通知以后就答应由学校出面办理。此后不久,他果然接到了办理护照的通知,于是再访胡适先生表示谢意。在谈话时,胡适先生拿出一张已签名的支票对他说,此时向政府申请外汇已不可能,但他自己在银行里一直有一笔用来接济青年学生的私人存款,可从中拿出90美金给沈先生作为旅费,但是希望沈先生在拿到奖学金以后尽快把钱还回银行,供其他学生使用。

这就是沈从文先生,说到此,我想说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那怕曾是反共文人。文字得以流转就足矣了!正如沈先生的临终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在这次谈话过程中,胡适先生接到了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要来访的电话,但他并没有因此中断与时年30岁,尚默默无闻的沈善炯的谈话,而是在电话中说道: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会去看您。然后继续和沈善炯娓娓而谈。在沈善炯即将离校赴美前夕,胡适先生又在百忙中约谈沈善炯,他郑重又诚恳地说到,通过几次交往,发现沈善炯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沈善炯曾经说过他在加州理工的老师哈洛威士即将获得诺贝尔奖,胡适先生认为在成为事实之前,这样说是不严谨的;沈善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经常会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胡适先生认为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要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他以此告诫沈善炯要独立思考。

   关于胡适

说到这里的时候,沈先生已经哽咽,他拭着眼泪,嘴唇颤抖,断断续续地说:“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我一直没有忘记他的教诲……待人要不分贵贱,要做一个普通人,要独立思考。”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这位老人的泪水。

  

在谈话时,沈先生有时会像孩子一般爽朗地仰头大笑,但是通过多次接触,我感觉到沈先生是寂寞的,有时甚至是忧郁,是担忧。他自己也曾多次说过,我这个人有些忧虑。他当时记忆力已经减退了,有两次在我去拜访的时候,甚至记不起我是谁,还要我们一起回忆上次来干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才能慢慢想起我来。但有些东西他一直在固守。他写了一些回忆往事的文章,我们曾经多次提出要看看,他有时会说,我知道你们对我很好,下次我把文章给你们看看。但是到了下次先生又犹豫了,说你们还是不要看了,我这个人喜欢说真话,不讨人喜欢。

   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辛卯年十一月)。1910年,19岁的胡适考取第二次庚款留美生,于8月16日启程赴美,就读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翌年转文学院,1914年获文学学士。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1917年7月回国,9月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201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接到了沈先生的电话,声音非常焦虑:“……你说过会经常来看我,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你,我现在有一件要紧的事,我已经考虑了一晚上了,没有办法,你好不好现在就到我这里来?”

  

我急忙赶到沈先生家里,一见面,沈先生就焦虑地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怎么会办这种事……我一晚上就在想,没有睡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又没有人可以问。”他指着地上一盆非常美丽的兰花说到,这是昨天来的两个人送我的,他们说是云南大学的。说着还拿出来两本写着“纪念西南联大75周年校庆”字样的邮票册给我看。

   1916年9月27日胡适致母亲,谈到写博士论文,“夏间已完成约四分之一,今当竭力赶完,以图早归。”按庚款留美生的规定,在美留学五年即当回国。因专业需求或读更高学位可申请延期。按规定胡适应在1915年6月归国,因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延期两年。胡适计划在1917年6月前完成博士论文和考试后归国。信中,胡适还谈了在此后10个月的时间里“须早日筹备”的三件事,“第一、归国时做何事业,第二、归国未得久远事业时,该如何办理,如何糊口。第三、家事如何安排,何时结婚,何时出门。”从此信可知,此时胡适对归国后从事何种事业尚无明确目标。

先生说:“这也是昨天来人送的,他们说要搞校庆,我想这是蛮好的一件事。可是后来就不对了,他们拿出了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泥,让我把手印按在泥上,我当时不好拒绝,后来他们走了,我想这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要我的手印做什么呢……我怎么会做这么一件事,我一晚上都在想,睡不着觉……你说他们拿走我手印做什么,要不要紧……”先生叹息连连。

  

我深知这种焦虑背后的原因:先生在以往的苦难遭遇中,曾有被连续刑讯逼供,却坚决不肯在子虚乌有的材料上按手印的经历,这已经深深积淀在他的记忆深处,删除不得。在我尽力进行了解释以后,先生还是不放心,连连追问:“真的没事吗,真的没事吗?”最后他终于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这是95岁的沈先生让我感到心酸的一件事。

   此前,1916年5月16日,汪孟邹致信胡适问及何时毕业回国并谈日后事业,“吾兄定何时卒业?何时返里?便请告知。吾皖有人拟俟时局定后,组织一日报,友人议论均谓请吾兄主任至为佳也,未知尊意如何?”这个办报的事业还是未来时,此时胡适是要尽快找到归国后即可从事的职业。以当时的寄信航程,应该在写给母亲的信同时,胡适即给汪孟邹写了信,请他帮忙找工作。

很久没去拜访沈先生了,时时会想起沈先生在每次送别我时说的一句话:欢迎你经常来,来看看我。或许有更多的老人同样寂寞并怀有忧虑和恐惧?让我以《鲜花、荆冠与舞者》中的两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也作为祝愿吧:

  

“本书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还可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众多海外归国学者经历的一个缩影,他们大都有着相同的际遇。窥此一斑甚至可洞见新中国科学发展的艰难步履。”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校长呈教育部,要求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月13日即获教育部批准,15日在校内公布。也就在此时,陈独秀给胡适写了信。“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当为“北大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此数。”此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接受了陈独秀的举荐,欲聘胡适为北大教授。

“全书正文共计198页,而记述漫漫长夜(‘文革’中的遭遇)的篇幅就达53页,我相信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那种苦难经历的阴霾在一个近百岁老人心灵中的真实投射。从正当壮盛的47岁到鬓发斑斑的61岁,共计十四华年。纵然多难殷忧,纵然壮怀难折,纵然戴着荆冠舞出了一片虹霓,可这虹霓原本可以更绚烂、更多彩。时代、国家、社会的悲剧与个人的悲剧交织,让人扼腕叹息……祈愿科学的永远归科学,让科学家永远不要再戴着荆冠和镣铐而舞。”

  

《中国科学报》 (2015-11-13 第11版 作品)

   1917年1月13日,汪孟邹也写信给胡适:“炼(汪孟邹)于(1916年)11月28日与仲甫(陈独秀)一同抵京……兄事已转达,仲甫已便代为谋就。孑民(蔡元培)先生望兄回国甚急,嘱仲甫代达。如能从速回国,尤所深企。” “兄事”应指胡适托汪孟邹在国内谋职之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赶上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并邀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胡适谋职的事竟然是如此顺遂。

  

   1917年1月20日胡适母亲致信胡适:“顷有人自都门来,道尔明年将受蔡元培先生之聘,担任京师大学文科教务。此说想自有因。谈者又谓,尔与尔二兄信道及此事,果系如此,自属的确,予亟为赞成。予意尔回国后,当以置身教育界惟最佳。以尔平日志行,万不可居政界,因近来政界龊龌特甚,且党同伐异,倾轧之风,若出一辙故也。”

  

   这样看来,应该在1917年2月中旬,胡适就可接到汪孟邹和陈独秀的信,知道自己的求职有了着落。此时要做的,就是抓紧完成博士论文。1917年4月19日胡适在给母亲信谈到,“论文五日内可完,论文完后即须预备大考。”胡适还谈了对学位的态度,“学位乃是末事耳”。信中说:“此时论文已了,一切事都不在意料中,考试得失已非所注意矣。这几年内,因在外国,不在国内政潮之中,故颇能读书求学问。即此一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但既以来此,亦不得不应大考以了一事而已。”有北京大学的邀请,校长等盼其尽早回国,“一切事都不在意料中”,所以胡适对那个博士学位的考试成败也就“非所注意矣”。 5月27日他追记了五天前的博士考试:“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吾之‘初试’在前年十一月,凡笔试六时,口试三时。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参加了博士学位口试,是否通过,胡适没有记。后来有人猜测口试没有通过,论文需要修改。即便论文通过,美国大学要求把论文印出一定的份数备案,尽管留美学生监督处负责报销博士论文的印制费用,胡适已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了,北京大学以文科教授相邀,要比那个博士文凭更有实际意义。

  

   胡适1917年6月15日离美,7月10日抵达上海。他到上海的当天即写信给母亲说:“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可于一二日到上海,且俟他来一谈,再定何时归里。”可见胡适也很看重与陈独秀的晤谈。此为陈胡的第一次会晤,陈应向胡介绍北大的情况,具体任课事宜,当然,也会谈到文学改良的话题。

  

   7月中旬,与胡适见面后,陈独秀于8月9日写信给蔡元培说:“适之英、汉文并佳,文科招生势必认真选择,适之到京即可令彼督理此事。适之颇有事务才,责任心不在浮筠兄之下,公共心颇富,校中事务,先生力有不及,彼所能者,皆可令彼为之。”信中还就胡适的工作与待遇提出建议:“此时与彼言定者,只每星期授英文六时,将来必不止此(或加诸子哲学,或英文学史,俟独秀到京再为商定)。希与以专任教员(聘书可用新章教授名目)之职(月薪二百四十元可矣,惟望自八月份起)。……先生倘以为然,望即赐一电,以便转电适之来沪,乘车北上。”

  

   8月14日蔡元培电陈独秀:“群益书社陈独秀先生请电速胡教授来京元培”。 接电后陈独秀当即致信汪孟邹:“前曾知告蔡孑民先生,拟请适之先行赴京,彼如同意可来电。兹电谅系言此事。倘电文是请适之北去,当电促胡适之速来。电文列后: ○○○○○胡适之鉴盼速来独秀。”

  

   胡适在上海大约停留一周,于7月26日回到阔别7年的家乡。一个多月后,胡适告别母亲,北上赴京就任北大教授。9月2日,胡适由家乡北上经芜湖到汪孟邹处,写信给母亲,“始知北京大学所以屡次来催者,并无他事,不过因北京招考,无人帮助看卷子,故欲适先去耳。”此信表明,胡适在家乡期间,汪孟邹给胡适发信或电报催促其尽快赴京。

  

   9月10日,胡适抵达北京大学。之后,胡适接受了蔡元培9月4日签发的聘书。10月1日,胡适开始上课,“教者英文学、英文修辞词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月薪260元。胡适开始了在北大的教授生涯。

  

   蔡元培晚年回忆说:“那时候因《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而我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适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胡适晚年回忆:“蔡先生看到我十九岁时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便要聘我到北大教书,那时我还在美国。”两人回忆同一件事,各依各的思路。晚年的回忆是美好的。在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胡适时,蔡元培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不会是那篇十九岁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当然更不会是一张博士文凭。

  

   说到胡适的博士文凭,又有一大段故事。1919年2月,胡适把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课的讲义整理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有说在封面,有说在扉页印上了“胡适博士著”,我想这样印应该不是胡适的本意,属于出版商的一种促销手段。但是,此举却在美的留学生中引起的反响不小,说胡适冒充博士。9月7日朱经农致信胡适:“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讐仇’的先生(指梅光迪)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说‘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绝不能接受的” 朱经农建议胡适把博士论文印出,以平质疑。1922年胡适把他的博士论文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学史》)由亚东图书出版公司印出。1927年初寄给哥伦比亚大学100册,书中加贴一小纸片,上印:“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Columbia University.”中文意思是:“呈交此本以满足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要求之一。”之后,胡适完成了博士学位的注册手续,注册时间是1927年3月21日,距他的博士论文考试已有十年之久。

  

   其实当时的媒体,常把留美归来的学生给个博士的称号,似乎是一种时尚。与胡适“昔为好友,今为讐仇”的梅光迪,也未取得博士学位,甚至硕士学位也没落实。1919年10月回国到南开大学任英文系主任,也常被媒体称作梅博士,今用百度,仍有“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之誉。还有准备与胡适激战一场的吴宓,拿了哈佛的硕士学位后提前一年于1921年回国任教授,编《学衡》。直到1925年《清华周刊》的记者还有时以“吴宓博士”相称。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

  

欧阳健先生的文章说,“鲁迅1920年进北京大学,只能以‘教一点钟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胡适  

新豪天地登录网址 2

  • 1
  • 2
  • 全文;)

本文责编: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data/111022.html 文章来源:沉思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科学研究 本文来源:反共文人,忆与沈善炯院士交往的几件事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