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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科网,高校腐败高发如何跻身一流

时间:2019-10-02 08:28来源:科学研究
观点:大学反腐 根在何处 这些年,当我们还在纠结于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时,形同癌症的腐败现象早已潜入“象牙塔”,并不断蔓延。四川省纪委的数据显示,2013年5月以来

观点:大学反腐 根在何处

这些年,当我们还在纠结于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时,形同癌症的腐败现象早已潜入“象牙塔”,并不断蔓延。四川省纪委的数据显示,2013年5月以来,四川省共查办高校腐败案件36件,处分26人。媒体通过对四川高等院校领导腐败案件的透视,发现“象牙塔”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腐败高发区。

实践基础上的思维自觉是创新实践的先导,全面治理腐败和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新的战略思维来引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行动极大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及其严格落实从具体政治生活层面扭转了社会风气,优化了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实施,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扼腕决心和务实行动。如何在既有反腐成效的基础上对反腐败工作进一步全面布局、从严落实,需要充分认识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从学理上澄清质疑反腐败“彻底性”的错误思潮,从整体上建构和优化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及其实践机制。

习近平同志曾在各种场合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要营造一个“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了构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1]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久前,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深刻总结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高屋建瓴,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基本遵循。

有人说,现在大学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事实或许真是如此。看看近年来被查出的招生腐败、基建腐败、科研项目腐败、论文剽窃作假等,一桩桩、一件件都让人感到可怕,进而为大学的现状深感忧心。

反腐常态化,挖掘高校腐败并不是多么令人惊叹的一件事,它重申的常识无非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但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高校纷纷朝着世界一流目标“赶美超英”的过程中,为何还出现如此多的腐败?难道一流目标中也暗含着腐败的成本吗?殊不知,在目所能及的范围内,那些真正被誉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是很少有腐败的,至少不是腐败的高危行业。那么,我们在追赶的过程中,一定是选择性遗失了什么。

一、澄清关于中国治理腐败的若干迷思

近年来,“政治生态”已成为官方和学术界的热门词汇,关于“政治生态”或反腐败治理的学术论著和新闻报道不绝于耳。最近,包心鉴等学者使用了“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说法,有其合理之处,但本文将仍然采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说法。那么,政治生态的概念和特征是什么?当前中国党内政治生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新常态下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又需要把握好哪些辩证关系呢?

可以说,今天的大学已经不是原来的大学,既不是那十年前普遍感到经费紧张的大学,也不是三十年前普遍感到科学春天来临的大学,当然更不是一百年前把学术自由奉为圭臬的大学。大学中的很多人也“不再是”原来的人了,既不是十年前普遍学历不高的人,也不是三十年前以言利为耻的人,更不是五十年前充满科学和爱国情怀的人了。时代在变,大学也在变:校园变得越来越华丽,办学规模日益庞大,追求真理的大学之风正逐渐被追求利益金钱之风所替代。许多大学奉行的就是功利主义至上的原则,一切围绕经费在转,是否探讨真知则在其次,甚至可以不顾。可以说,许多大学为名利所困。大学之人追求的是“成功”二字。何谓成功?就是外部承认。外部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一切为了讨外部喜欢。而自己真正相信什么并不重要。久而久之,人变得空心化,变成单面的功利人,从而唯利是图也就很自然而然了。

所谓一流大学,国内的各种解释都局限于一流的设施、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学术。这些固然是一流大学在终端的表现;但我们忽略的是,这些诸多“一流”是通过什么结构输出的?它们靠什么保障社会投入与大学产出成正比例增长?进入内部观察,就很容易关注到它们在外部和内部建立起的完备且运行良好的自治结构。尤其内部治理上,在校董会、校长、教授委员会、学生团体之间,按照法人治理建立起严格明确的权责划分,通过细致入微的权力分离与制衡,不仅减少了腐败滋生的机会,更确保了经费使用的高效益。这种治理结构,恰是一流大学能够长期吸引社会捐赠和投资的基础。

能否对腐败这一“顽疾”予以有效治理?一些人对此怀揣忧思和疑虑。思维认知上的“不可能”势必导致行动上的“不自信”“不自觉”,势必制约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整体落实。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治理腐败的进程中,从学理上澄清以下五种消极认识或错误思潮,显得尤为迫切。

一、关于“政治生态”等概念及核心问题的探讨

这种大学风气、个人追求,自然会影响大学的方方面面。因为人们都很着急,只怕自己落后了,所以对资源采取掠夺式的竞争和开采方式,一切都追求最大化,唯恐对不起自己。在这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成功法则指引下,人们往往会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再加上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伴随我国教育产业化的不断升级,不少高校在一流目标的刺激下,不惜重金圈地扩建,引进人才,加大科研投入。但由于没有建立充分保障自治的治理结构,行政部门的权力下移之后,高校内部依然高度集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不分,决策、执行、监督缺乏分权。如此,一个自治外壳下的高校,往往成为权力的“自留地”,滋生腐败自然就在逻辑之中。比如,涉及腐败的四川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理工学院、绵阳师范学院等等,多是一把手、二把手腐败,这正折射出内部权力结构的病灶。

1.基于政绩遮羞的“反腐自黑论”

1.行政生态学、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

大学校园滋生的腐败现象与社会上出现的腐败,道理是一样的。即由于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运行过程不透明,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在市场经济成为主流的今天,无论是大学人还是社会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很少能够不为所动。而现在大学权力只有垂直式管理,而无横向的监督和制衡,这样的大学权力运行模式当然就难以抵御腐败的侵蚀。

任何领域的腐败治理,都须从权力切入,围绕权力的内部结构和运行进行“手术”。高校缺乏科学优良的治理结构,恰是不断陷入腐败、并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差距的基础性“短板”。试问,如果高校招生有腐败,如何产出一流的学生?科研有腐败,如何创造出一流的成果?可见,改变高校内部的权力和治理结构,不仅是反腐的需要,更是建设一流大学的根基。某种程度上,没有制度治理的现代化,便没有一流的大学。

实践中,大批腐败分子被检举查处,一些贪奢淫逸的不良现象被公之于众,人们对此难免有所议论。有人将这种行动视为“家丑外扬”“反腐自黑”。这种论调经不起推敲。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失衡的具体表现;直面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相反,如果讳疾忌医、养痈成患,势必酿成更大危害。对于一个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像在真空中一样保证党的肌体的每个部位都不被腐蚀。存在腐败现象是事实,治理腐败是必然。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反腐是自黑”,其要么是制造消极舆论来混淆视听,企图阻挠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推进;要么是担心反腐会影响其政绩而竭力遮羞。只要中国政府下定反腐决心,切实取得反腐成效,那么,少数人的贪腐事实被揭露绝不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反而会使群众看到党敢于自揭瘡疤、清除不正之风的胆识和魄力,进而更坚定地支持和拥护党。质言之,全面从严反腐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能力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治理腐败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干部政绩考核机制逐步科学化、制度化,“反腐自黑论”自然会不攻自破,人们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支持反腐倡廉工作。

1961年,佛雷德·里格斯(Fred Riggs)发表的《行政生态学》被引为典范式的生态行政学论著。1989年,王沪宁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行政生态分析》一书,1998年又出版了《行政生态学》。但是,行政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从心理学上说,人的腐败动机大多来自一种被剥夺感,即认为自己的贡献没有得到正当承认,于是便刻意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进行寻租。这种心理就是所谓的“堤内损失堤外补”。那些掌握权力的重要人物往往不认为是职务本身所带来的便利为他提供了开展工作的机会,而认为是自己的特殊能力为学校带来了贡献,于是总认为别人的贡献不如自己,不“多拿一些”就对不起自己。这样,当可以寻租的机会到来的时候便蠢蠢欲动,之后就欲壑难填、一发不可收拾了。

改变高校内部的权力和治理结构,不仅是反腐的需要,更是建设一流大学的根基。没有制度治理的现代化,便没有一流的大学。(傅达林)

2.基于政治偏见的“权力斗争论”

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源于生态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两个涉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概念,涉及一个从“巫魅”、“祛魅”到“复魅”(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转型过程,是“人类中心主义”逐渐生态化的一种政治哲学反思。前者强调的是生态学的政治学,重心在“生态”二字,后者强调的是政治学的生态学,重心在“政治”二字。“生态”和“政治”二词的前后置换,导致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的意义截然不同。西方政治生态学研究比较全面,比较系统,比较深刻;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则处于发展初期,比较薄弱,但发展迅速,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越来越深入、系统、全面。[2]对此,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张群辉对政治生态学的由来、定义、特征、国外研究案例和中国实践进行了详细介绍。[3]

随着大学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掌握权力的重要人物存在的营利空间越来越大,于是防范大学腐败也就越来越困难。单单靠个人的觉悟已经不足以防范腐败,而且腐败多半是群体性的,这样,防范腐败就更加困难。事实上,靠外部监督的话成本往往是非常高昂的,也很难取得实质效果。

来源:京华时报   2014年10月20日

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大批“老虎”“苍蝇”被查处,腐败治理成效为世界所瞩目。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海外媒体带着明显的政治偏见质疑中国反腐,认为中国反腐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在回应这种论调之前,应该先澄清概念本身,弄清楚所谓“政治权力斗争”是指什么:是指官场权力博弈中的政治斗争?还是指以人民赋予的权力来反对腐败现象对人民利益和公共契约的侵蚀?如果是指前者,则可以直接回应:这种质疑先入为主地遮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是不懂中国的旁观者在“管中窥豹”,质疑者需要以中国的逻辑和方式读懂中国。如果是指后者,则可以用“中国话语”来阐明“中国逻辑”:当代中国的反腐败是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战略部署,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义斗争,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中国的反腐败顺应人民要求,不是《纸牌屋》中的权力斗争。质言之,从严反腐正是社会主义政权的人民性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尤其是中央巡视监督全覆盖和反腐“去特殊化”的制度化实施,“权力斗争论”自然会得到矫正,海外舆论界也会从中国视角看待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

2.党内政治生态与反腐败

如何建立制度性反腐已经是大学治理中最为急迫的课题之一。要实现大学治理,治理结构变化才是根本性的策略,不解决结构性问题,就很难根治腐败现象。腐败的根本在于权力过于集中,权力不受制约,群众难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乎许多制度设计就容易成为摆设。

3.基于私利维护的“反腐过头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举措,反腐败体制改革建设实质上是关乎人性和制度、权力和权利、利益和价值观等逻辑的历史性课题和世界性难题。

在大学治理结构变革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应该让教授们对校长的人选具有推荐权,换言之,没有经过教授推荐的校长就是不合法的。对于群众不满意的校长,教授们应有资格去罢免。如果有了这个制度设计,校长可能会谨慎使用手中权力,在干部使用中可能更注重人品和才学,而非只任用自己的亲信或靠个人主观臆断。人们常说,吏治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大学内出现的腐败现象也是同一道理。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切实反对“四风”,严格落实“八项规定”,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层面规范和矫正具体权力行为。在这样的情势下,那些习惯于不作为、乱作为的少数人感到“为官不易”,甚至认为“官不聊生”。历史地看,这种歪理是建立在“当官做老爷”的传统“官本位”思维之上的,既没有从党性要求上明确党政干部的职权本分和职责要求,也没有从中国语境上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政道逻辑。这种歪理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反腐败触及了少数人的特殊“隐性福利”,是因为严明党纪国法制约了少数人“有权就任性”的“官僚习性”。现实地看,党的干部以及广义上的公职人员都是人民赋予职权的具体行使者,是人民利益的实现者和维护者。回答做官辛苦与否的问题,首先要考察老百姓生活得如何,弄清楚究竟是由于为官不作为、为官乱作为而导致“民不聊生”,还是一些人因钻营做大官、为官发大财的迷梦不能实现而哀叹“官不聊生”。发展地看,在从严反腐的关键时期必然会有壮士断腕的伤筋动骨之痛,要把这种痛楚放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放在全面治理腐败的新常态中来审视。质言之,从严反腐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反腐不设限、打虎不手软”的实际行动的开展,“反腐过头论”自然会得到澄清,人们会从发展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

俞可平教授及其团队始终关注民主治理思想,“是关于中国式民主理论最有声望的中国思想家之一,以及中国国内关于知识分子善治话语的最重要学者”,为中国的反腐治理也多有建言,成效显著。何增科教授一直关注和研究反腐败治理问题,著有《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反腐新路——中国转型期腐败问题研究》等10余部著作,提出了反腐败“选择性惩治”“法纪软约束”“制度陷阱”“廉能政治”等重要概念。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调创新中心教授)

4.基于物本主义的“拖累经济论”

刘京希早在2007年就出版了《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后来又发表了一些系统研究政治生态学理论的学术论文,其中,《政治生态学理论体系建构刍议》这篇论文被孙关宏教授认为具有代表性[4]。2013年,张国清教授的《社会治理研究》通过近十年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社会治理理论以及中国社会治理的探索和实践进行考察,提出了“全民监督”“微观治理”等可资借鉴的反腐理念[5](P570--585)。陈国权教授出版了《权力制约监督论》,提出了建立权力制约制度与权力监督制度的对策。2014年,夏美武在苏州大学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一书,此书借用了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起源、实践路径、实践成效评价进行了系统分析。2015年,包心鉴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对“政治生态”“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做了一个概念界定和区分。[6]

《中国科学报》 (2015-11-13 第2版 观点)

一般而言,政治与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核心活动。经济活动旨在整合生产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等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重在做大“蛋糕”。政治活动在建构和优化公共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重在分好“蛋糕”。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并反作用于经济活动。一些秉持“物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论者借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腐败“润滑剂”理论①,片面地认为中国反腐败工作力度过大,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一论调从短期经济增长情况来看或许有一定道理,因为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确实影响到部分特殊化的实体经济,如公款消费会大幅下降,奢侈品销售走向低迷,非正当投资项目骤减,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应的就业岗位减少等。从当代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及其可持续发展来看,如果把经济发展的动力寄托于权力寻租等非正常渠道,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发展取向。质言之,从严反腐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向纵深推进,党纪反腐、制度反腐将从顶层设计层面优化经济结构、规范市场运行,营造更加公平、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

不久前,孙关宏教授的《政治生态视角下的反腐败: 兼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政治生态学”概念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对其核心问题做了比较详实的考察。龙太江、李辉的《党纪反腐: 价值、问题及其功能开发》、袁峰的《净化公职人员从政环境的单位机制研究》、夏远永的《小官大贪的产生原因和治理机制》则分别从党纪党规、从政单位环境以及基层政治生态等比较微观的层面探讨了净化政治生态的机制问题。

5.基于庸俗经验的“反腐无用论”

3.对政治生态研究的必要评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腐败的成效也要靠实践来检验。如果对真理的认知以及对实践检验维度的把握存在严重缺陷,就会导致庸俗经验的检验观。有的论调就是基于一时一地的经验观察,简单地得出“反腐无用论”。其逻辑是经不住推敲的。第一,反腐败能否用“有用”来衡量?如前文所述,清正廉洁是共产党的本色和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质,至于在实践中究竟能查处多少腐败分子,取决于腐败事实的复杂性、反腐败的力度等因素。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反腐败一直在路上”,这就昭示着反腐败不是一时一地的“战役”,而是一场历时性、全局性的“战争”。第二,反腐败究竟对谁“有用”?反腐败必然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从根本价值取向上看,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益,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福祉有益。第三,能否以“越反越腐”来界定“无用”?反腐败进程中充满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全面治理腐败中有可能出现局部反弹,但不能把极少数腐败分子放大为“无官不贪”,不能把局部反弹现象判定为“越反越腐”。这样的论调是以传统“家天下”政治逻辑下的“反腐怪圈”思维来审视当今中国反腐败,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不自信。质言之,从严反腐恰恰是社会主义政道逻辑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后发“红利”将逐步“释放”出来,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

国内关于政治生态学和党内政治生态的研究正在从宏观走向中观、微观,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学习国外概念走向中国特色概念,不仅在研究内容上得以深入、细化,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断得以创新,为党内政治生态研究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目前学界还存在混淆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等不同概念的倾向,需要加以警惕,严格区分,才能准确、科学地把握政治生态学的真正内涵。包心鉴教授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具体情况,对政治生态学和党内政治生态做了一个科学、精确的概念界定,我们对此表示赞同。孙关宏教授对政治生态学的概念梳理比较清晰,并有先见之明地指出政治生态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政治均衡问题”,“反腐败的最终目标应该是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进而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正当实现”,这一判断不仅精准,而且值得深思、拓展。俞可平、何增科、陈国权、刘京希、龙太江、李辉等学者对反腐治理机制多有建言,贡献巨大。张国清、袁峰、夏远永等学者则对基层反腐治理机制做了进一步细化和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将着重阐述当前中国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挑战,进而探讨在新常态下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到底需要把握好哪些辩证关系。

以上消极认知或错误思潮以若隐若现的方式存在着,作为一种无形的观念力量消解着社会正气和舆论导向。对于这些观念形態的迷思,需要在务实行动中以及对实践的辩证理解中予以澄清。

二、当前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挑战

二、把握中国全面治理腐败的政道逻辑

“反腐不是一场‘运动式’的革命,而是治标与治本的结合,腐败行为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间内不可能完全根除,它将在很长的时间内潜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与行政过程中,对于此,履行监督检查职能的相关部门和与普通公众更应认识到我们的‘反腐肃贪行动’任重而道远。因此,应当切实做好监督和检举的工作,切实履行好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监督权、检举权。同时,我们也应该理性地看待贪腐行为和腐败现象。腐败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也是社会高速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今的清廉指数较高的老牌发达国家,譬如瑞典、荷兰等等,在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同样面对过严重的腐败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腐败现象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必然产物,就好像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面临的挫折所引发的阵痛一样。对于我国的政治生态,公民也应该对其抱有希望和信心,坚信任重道远,道路曲折而前景光明。”[7]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前提下,参考当前学界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当前党内政治生态主要面临如下几大挑战:

古今中外反腐败的方式和对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在政治逻辑上存在本质差异。历史上对腐败现象“常反”而没有“治本”,有人就经验性地得出有效治理腐败是“哥德巴赫猜想”,产生“腐败反不了”的错误认识。在攻坚克难之际,从社会主义制度逻辑出发阐明古今中外反腐败的政道逻辑差异,显得尤为重要。

1.制度性腐败严重,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党纪国法反腐制度建设依然困难重重

1.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清正廉洁是党的本色

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官员贪污腐败的案例有增无减,原本对反腐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也开始反思,认为腐败人数和案件的增多根源在于制度问题,可以说是制度性腐败,而不是简单的人性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制度问题不是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问题,而是具体、细化的制度问题,换言之,体制问题。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进行自我解放的政治组织。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因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②清正廉洁、为民服务,是源自共产党人“初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和鲜明政治品格。

目前,纪委、监察、审判机关等反腐败机构职能过于分散、重复,难以形成反腐合力,不少腐败案件难以坚决查办。加之中国几千年传统官场文化、潜规则和中国式人际关系大行其道,更是严重阻碍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建构优良政治生活的目标追求。很多国家都在讲民主,但各有各的调。“民主是从它的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③概括来看,西方国家所讲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是一种资本权力,是“有钱人”的民主。传统中国治国理政中的民本思想也闪烁着政治文明的光辉,但终究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本质上看,这两种社会制度形态下的政治运动都具有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狭隘性。

党和国家也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反腐倡廉与司法反腐制度建设,贪腐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从“治标”到“治本”仍然需要“跋山涉水”。“中国腐败在全世界尚处于中等水平,属于比较腐败的国家。目前,中国腐败出现了‘特权腐败’‘小官大贪’等新特点,其中,‘小官大贪’又呈现了‘集体作案’‘作案手段越来越掩蔽’‘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嫌疑犯越来越年轻化’等新特征。”[8]由此看来,党纪国法反腐制度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纵观古往今来的为政者,标榜“民为邦本”政治主张的甚多,秉持“人民主权”政治信条的也不少,但在实际行动中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依靠勤劳智慧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实为鲜见。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④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⑤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紧紧依靠人民、切实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执政兴国使命的最大优势。

2.对重要领域和关键岗位的防范监控惩治机制建设滞后,致使党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政府的公信力遭受部分公众质疑

2.公共权力只能为民谋福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质

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尤其是如何做到候选人提名程序和信息的公开透明,始终是一个重大难题。群众要行使民主权利,首先要有可能获取公开透明的有效信息,防止被错误信息或无效信息误导。在现实生活中,群众往往无法获取有效信息而做出正确决断,对候选人如何提名产生和投票当选后的后果知之甚少,导致候选人一旦当选领导干部,其权力更加无法得到社会、群众的全面监督。

公共权力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秩序,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力量。公共权力应当由谁授予、如何运用的问题困扰着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家,人们对此见仁见智。自然权利说、君权神授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等表达了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对建构理想政治的不同观念。历史地看,肇始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面临实践条件局限,“代议制民主”潜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又不可避免地衍生出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角色异化的问题。人类政治生活究竟应该如何组织?优良的公共秩序究竟应当如何建构?社会福祉究竟能否为人民共享?破解这些问题,需要从人们对公共权力运行逻辑的认识上进行思维革新。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政治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期,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面临一系列难题和挑战,尤其是“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 [9]一系列民生和发展问题特别突出,在这些重要领域的和关键岗位的防范监控惩治机制建设严重滞后,在有些单位和领域内还形同虚设,执行不力,消极腐败现象处于易发多发期,严重危害党内政治生态,容易致使部分社会公众怀疑党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政府的公信力。

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别的社会文明形态,以更为彻底的制度先进性将广大劳动者的发展权益落到实处,使公共权力成为促进物质财富创造、优化公共秩序的至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中的公共权力将“政道”(权力为谁所用、为谁建构优良公共生活)意义上的“人民性”和“治道”(权力如何运用、如何组织优良公共生活)意义上的“秩序性”有机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赋,是社会主义公共权力的制度特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道定位。所有违背公共权力意志的以权谋私行为、违背公共契约的破坏规则行为,都会侵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弱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因而必须予以清除。

3.政治主体责任尚未彻底落实,“大官巨贪”“小官大贪”等贪腐现象严重

3.反腐败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

目前,“大官巨贪”“小官大贪”等贪腐案件频发,但责任追究却十分困难,执行力度也远远不够。政治主体责任尚未彻底落实,尤其是对“一把手”在单位内部几乎处于监督缺失或防范失控的境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设置在单位内部的纪委监察机构完全没有能力与其相抗衡,一定程度上还要受节制于或听命于“一把手”,如此一来,部分党员干部特权腐败也就不足为奇了,随之而来的是权钱、权色、权权交易频发,不少官员侵吞国家资产,侵害民众利益,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腐败现象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腐败的深入推进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近年来,以周永康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层领导干部公然在党内发生特权腐败行为,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严重有背于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最高信仰。和“老虎”特权腐败案相比,小官贪腐案件显得比较隐性,直到最近几年因为小官贪腐案件牵连人数较多,贪腐数额巨大,危害群众权利和利益更为直接、更易被察觉、更让人难以容忍,酿成不少“小官大贪”[8]案件,才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从腐败现象的发生机理来看,腐败的主要形式不仅包括“权权交易”,还包括“权钱交易”。就后者而言,设租者(受贿方)与寻租者(行贿方)之间的利益共谋促成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双方为谋取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侵蚀公共利益,因而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事实上主动与被动腐败,以及勒索与行贿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只有当双方就交易条件达成一致的时候,腐败交易才有可能发生。”⑥寻租者(行贿方)也要受到法律惩处,这一点在廉洁指数较高的国家已成为共识。可见,有效预防腐败,既要对权力行使者加强制度约束和行为监督,也要对寻租者(行贿方)加强廉洁教育,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免于“被腐败”(“被设租”“被勒索”)的权利意识。从根本上讲,反腐败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强有力的支持和拥护。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警惕反腐新挑战,家族式腐败、反腐年轻化、群体性腐败、‘清水衙门’式腐败等问题的出现为当前的反腐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寻虎找蝇’的过程中,更要注重制度创新和完善监管,厘清权力和利益的边界。官员腐败映射官场生态,从举荐不当到考察失真,从因人设岗到带病提拔,从裸官漏斗效应到长官意志拍脑袋,集体负责形同虚设,异化为‘集体不负责’,因此,只有落实主体责任,驱散腐败雾霾,才有风清气正,才有令行禁止。”[7]

从产生腐败的文化生态来看,腐败文化和潜规则文化共同侵蚀着权力场域中的公职人员和人民群众。当权力场域中的腐败文化、权力寻租等潜规则文化蔓延至社会场域时,就会在社会层面形成“不以腐为耻,反以腐为荣”的消极文化和社会心理,这些消极文化和社会心理严重侵蚀着政治生态和社会有机体的活力。抵御消极文化的侵蚀,需要通过廉政文化教育和务实的廉政实践来纯净社会文化。消除、杜绝权力潜规则,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制度和规则来规范权力运行过程。清正廉洁的政治文化的培养,需要通过权力场域和社会场域的双向互动,形成普遍性的廉洁价值共识。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需要把“体制内”的以权力监督权力与“体制外”的以权利制约权力结合起来,形成“全天候”的动态监督机制。

4.过分夸大从政风险,将其和回归良性党内政治生态混为一谈

4.吸取历史教训,党必须管党、从严治党

自十八大铁腕反腐以来,“民不聊生”的说法悄然改成“官不聊生”的说法,很显然是一些受政治体制改革影响的官僚集团的牢骚,往往抨击中央高层的反腐措施过于严厉,严重侵害了官员的私生活和个人权利,从而过分夸大了官员从政的风险,将其和回归原本就该有的良性党内政治生态混为一谈。实际上,群众对党中央的反腐措施是拥戴有加,欢欣鼓舞。不久前,西安市市委党校“领导干部从政风险及其化解路径研究”课题组历时一年多时间,调研444名领导干部,梳理出权力风险、职务犯罪风险、决策失误风险、问责风险、粉色风险、媒体舆论风险、交友风险、从政道德风险等八大从政风险。[10]此论一出,更是激起学术界和民间的千层浪。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走向制度化实践。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风云变幻,辩证地启示人们要思考科学理论如何改变世界。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苏联体制”走向了终结,给人们留下了沉重的忧思和痛楚。历史深刻地警示:越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阶段,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明确和坚定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以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越是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处境,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以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夯实阵地堡垒。

以上四大挑战构成了当前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挑战,不得不迫使我们认真对待这些挑战。因为我党深知这样一个道理,如果继续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基层党员的贪腐现象放任自流,搞运动式反腐治理,势必会前功尽弃,死灰复燃,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危及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根基。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會主义建设中形成了敢于自我批评的净化能力和敢于自我完善的革新能力,正是这种敢于直面自我的大无畏精神和政治优势,使中国共产党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勇于克服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新形势下,执政考验和执政风险依然存在,改革任务和发展压力依然很大。党要深刻吸取历史教训,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⑦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严起”的政治逻辑和实践部署。“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一直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治理腐败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五个辩证关系

三、明确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取向

相比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更为艰难,风险更大,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大,但又到了不得不统一全党政治意识和核心意识,推进和实现党内民主,团结全党同志的关键时刻。此时此刻,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才能建设好我党,扩大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有鉴于此,想要构建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我们需要把握好以下五个辩证关系。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治理腐败,是事关全局的战略性任务,不仅需要从法理逻辑上阐明其要义,而且需要在发展实践中明确其进路。这就要求将全面从严治理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和战略任务来对待,以高度的观念自觉、道路自信、制度自强,着力探索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中国路径。

1.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

1.增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观念自觉,让清正廉洁高效的政治价值观成为共识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一书“最重要的观点在于:一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这个历史责任;二是肩负这个历史责任并不轻松,必须大力团结群众、依靠人民,必须把人民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而且党建的核心在于通过思想与制度建设保持政治主体性,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驾驭资本为人民服务。在这其中,官员腐败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7]另外,中国也完全有可能因为其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融合,而成为世界上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因此,有必要充分利用和高度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探索“互联网 大数据 反腐倡廉”模式,大力加强对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改造,重点培育广大党员的廉能文化自觉,健全完善“不想腐”的廉能文化教育制度。

观念自觉事关理论建构和行为取向。反腐败“前途堪忧”的论调对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缺乏深刻把握,“反腐自黑论”“反腐过头论”“反腐无用论”等都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反腐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缺乏深刻理解。这些论调要么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思维来进行简单推理,要么拿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逻辑来进行直接比照,却不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来考量公共权力的运行逻辑,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新传统”来考量全面治理腐败的实践逻辑。这些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乏价值认同,没有充分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价值优势。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是每个人享有均等机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少数人利用特殊权力的独自发展。广大公职人员只要秉持清正廉洁高效的政治价值观,就会秉公用好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权力,从细微之处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社会主义语境中的社会进步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同发展和整体进步,全面治理腐败事关“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的整体落实。广大公职人员只有秉持清正廉洁高效的政治价值观,才能以彰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价值遵循,以务实行动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整体实现。

只有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才能确保全面从严治党的持久性。思想建党是要使党在思想理论上保持生机活力,解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价值追求问题。制度治党是要解决行为规范、约束监督问题,以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手段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离开了思想建党,人们在基本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制度难以制定,更贯彻不下去,同样,思想建党的成果需要制度去落实和保证,把思想的影响力转化为刚性的约束力,只能靠制度来实现。”[11]

治理腐败不是“部门化”的政治建设课题,而是事关全局、事关人民群众福祉的战略性课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⑧就腐败行为的生成逻辑来看,处于权力场域中的公职人员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其中有人因制度缺陷、消极文化诱惑而产生了个体价值取向的扭曲、蜕变。随着个别腐化分子被清理、矫正,更多的有清正廉洁文化涵养的公职人员将成为社会主义廉洁政治的践行者。增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观念自觉,就是要端正人们对反腐败工作定位的认知,矫正一些人对治理腐败的彻底性的不正确认识,让清正廉洁高效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

把握好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要把握好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辩证关系。不能以德治党,依规治党就会失去精神支柱;不能依规治党,以德治党就会显得空洞乏力。再健全的党规党纪最终还是需要有德性和公共责任心的人去遵守,去贯彻落实。再完美的道德规范,也不能光靠人性自觉、道德觉悟等自律措施,也需要宪法、法律、法规等他律措施的引导和保障。人性是很难衡量,很难掌控的,制度设定的前提永远是恶的人性,因此,在执行层面上,制度比人性和道德更加可靠。制度治党已经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所在。通过自律执行他律,通过他律保障自律,才能形成管党治党新格局,确保党永远创新发展。

2.坚定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道路自信,着力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2.党纪反腐与国法反腐的辩证关系

道路自信事关方向定位和实践布局。“反腐自黑论”对中国政府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总体布局缺乏深刻把握;“权力斗争论”“拖垮经济论”“反腐怪圈论”都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缺乏深刻理解。这些论调要么以专制政治中的权力逻辑来进行简单推理,要么拿西方话语逻辑来解读中国,却不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角度来考量既有实践成效,不从当前的时代特征来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法律和正义理应成为反腐治理的底线,党纪国法理应成为反腐治理的利剑。只有在法律的基础上和法治的保障下,才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才能维护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适用的法治原则。党纪国法的制定和执行需要民众和精英共同参与协商,需要经过他们审慎的民主评议,需要接受他们的民主监督。

权力腐败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棘手问题。腐败现象的发生具有普遍性、规律性,但不能以此推断出腐败治理方式具有“普适性”。腐败问题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既具有“属性”上的阶段性特点,也具有“形式”上的多样化特征,因而要根据腐败现象发生的规律和条件来因地制宜地选择治理方式。有些腐败现象是直接涉及改革发展全局的突出问题,如个别高层腐败、大面积塌方式腐败、处于权力末梢的小官巨贪等,对这些问题要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坚决查处。有些腐败现象是与社会转型发展相伴随的衍生性问题,如权力潜规则影响下一些人生活腐化,法规制度不完善引发制度性腐败等,对这些问题要通过优化整个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来逐步消除。

党纪反腐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政治保障和第一道防线,国法反腐则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法治保障和最后一道防线。“党纪反腐”第一道防线和“国法反腐”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守,将会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颠覆和社会秩序的失控。因此,必须要正确把握党纪反腐和国法反腐的辩证关系。

坚定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道路自信,着力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就是要充分汲取古今中外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的反腐方式,总结当代中国治理腐败的实践经验,形成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中国方案”。第一,要将腐败问题作为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来认识,把反腐败视为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战略任务来经常抓、长期抓,合理分解全面治理腐败的总任务,制订“五年计划”⑨进行逐步推进。第二,要将治理腐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体推进,与全面深化改革统一起来,坚持“各项改革举措要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求,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堵塞一切可能出现的腐败漏洞,保障改革健康顺利推进”⑩。第三,要坚持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三措并举,作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有机内涵和创新维度。⑾要进一步突出“过程防腐”的战略部署,将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聚焦于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将预防腐败机制完善前置于公共权力运行,围绕岗位职权和公职人员来完善微观性的制度机制,着力从源头上防止腐败行为发生。

既要坚持不断完善和严格执行党纪,更要具体细化和贯彻落实国法。就我党而言,党员干部和群众党员都必须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自觉养成法治思维方式,自觉维护、严格执行法治原则,不得践踏和凌越党纪国法。这是广大党员为官从政的底线原则。

3.实现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制度自强,着力推进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

3.党员干部权力与群众民主权利的辩证关系

制度自强事关规则设计和机制创新。一些人对反腐败产生政治偏见,是因为其对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机制缺乏深刻把握。腐败是在公共权力场域的空间维度和权力运行的时间维度中形成的,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是时间因素和空间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原因复杂多样。如社会转型中权力关系多元化,这为公共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权力行使者的价值观念向“物本主义”蜕化,诱发了当官发财的贪欲;监督权力、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不完善,导致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不够严密。诱发腐败的因素是长期累积的,在短期内予以彻底消除并不现实。在通过强力反腐来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同时,要着力探索党纪反腐、制度反腐的“中国路径”,着力推进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

打造“善治”为目标的政治生态,就要正确处理好党员干部权力与群众民主权利的辩证关系,利用权力制衡原理去设计制度,鼓励群众行使法治条件下的民主权利,以防范党员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滥用垄断性资源。因此,党员干部要紧紧围绕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利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党风廉政教育载体,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为人民谋实事、促发展,维护和提升党在群众心中的威信。

实现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制度自强,就要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过程中,通過全面布局、务实行动,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建构全方位、常态化的腐败治理格局。针对“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⑿的问题,要进一步强化反腐败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具体而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处机制”⒀,通过“中层运作”“基层创新”将不同维度的法律制度、不同执行主体之间的协作机制和制度生态进行优化,形成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腐败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反腐败法律制度之间的内耗和冲突,增强制度反腐与过程防腐的协同性、实效性、低成本性。

党员领导干部使用权力,必须要谨小慎微,敬畏合法的民意,认真对待而不得侵害群众的民主权利,因为以权利制约权力已成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大趋势。群众的民主权利一旦丧失,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将无法获得全面监督和有效管控,将会陷入权力滥用和权力资本相交易的危险处境。理论上,这种全面监督和有效管控的行使主体应当鼓励和包容社会力量的参与,最终确保权利为民所享有,权力为民所管控,“使资本为整体利益服务”[12]。为此,必须要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同时需要考虑和吸纳社会力量,需要在全党、全社会凝聚共识,需要鼓励社会力量运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民主监督。

治理腐败要围绕“人”及其行为进行多维规制,要发挥道德、纪律、法律的综合作用,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法—纪—德”之“同心圆”治理结构。⒁一般而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以内在精神来支撑法律践行。法律是道德的保障,以强制性规范来引领道德风尚。纪律是管党治党的规矩,以严格规范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完善国家腐败治理法律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将“党纪”挺在“国法”的前边,以高位势的巡视监督作为过程防腐的主导机制⒂,这些都牵引着制度反腐和文化倡廉的有效展开,以创造性实践有力推进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

4.党员干部权力与责任的辩证关系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霍布斯曾预设人性自私和自然状态的前提,构建了“利维坦”式的契约国家,却导致了“利维坦困境”,阿克顿勋爵提出了著名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定论,许多围绕社会契约和政治权力展开的政治思想,还有后来兴盛一时的公共选择理论,无不包含了人类的智慧结晶,不仅深深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为后世思考权力和责任的关系留下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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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履行职能的最重要的资源,更多的权力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和更强的能动性。而责任是对政府具体运行的监督和检验,更多的责任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压力与风险。‘追权弃责’是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的政府及其官员的天然动机。”[13]为了防止党员领导干部站在笼子里却手拿钥匙,治理寻租腐败现象,必须建立党内权责统一、权责一致的制度,提升党员干部权力与责任相对等的政治意识,劝勉党员干部不要迷恋手中权力,不要寻找机会腐败,而要勇敢地肩负起公共治理责任,恪尽职守,为民请命。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地明确了“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9]。

为了消除党员领导干部自我监督的弊端,国家必须要顶层设计更严密的权力制约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严格执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全面落实责任连带制度、责任追究终身制度和约束惩处制度,强化乡镇、社区等基层事务公开制度,要加强对党员干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行使权力的动态监控,纪检、人大、政协、司法等职能部门要协调配合,相互监督,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5.为官从政风险与良性政治生态的辩证关系

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执政的大背景下,不要夸大为官从政的社会风险,它只是一种“回归到官场应有的堂堂正正的健康状态”[14]。无论官职大小,职位高低,贪多贪少,都不能懈怠敷衍为官从政的职责,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能夸大为官从政的风险,从而将职责和风险混为一谈。“慎独与修心,是从政风险面前提高自我免疫力的最佳良药。教育、制度、监督,是从社会建设层面所做的外部约束。对官员来说,唯有从本源上‘磕’住了自己,守护了内心底线,律动了积极作为、履责担当的心,真正做到自重、自律、自省、自警、自励,才能从容地防范所谓从政风险。”[14]

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这只是回归良性政治生态、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必经之路。为官从政,要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为目标,要以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为当务之急。因此,唯有锲而不舍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地抓实抓细反腐治理,筑牢广大党员的思想防线,扎实制度治党的根基,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防止“破窗效应”,才能重构起“山清水秀”的党内政治生态。

编辑:科学研究 本文来源:浙江社科网,高校腐败高发如何跻身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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